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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时代,“全球化”势如破竹,“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圣经”,不料一个小小的“次贷危机”演化成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鉴于上世纪30年代类似危机的严重后果,各国政府不惜饮鸩止渴,靠滥发货币使几乎要螺旋坠落的经济“飞机”勉强抬头。可还来不及欢呼,又出现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并导致了暴力。这危机已呈现出扩散的征兆,直接危及欧元体系的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利益融于共同体利益之中,伤害一个人就等于伤害了整个共同体,摩尔根发现,在印第安人氏族中,“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摩尔根《古代社会》)

  “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同上)

  事实上,类似的社会制度在亚洲、非洲、欧洲普遍存在过,它们的遗迹曾存在了很久,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它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了甲骨文。张秉楠考证了殷墟卜辞、《尚书盘庚》、《尚书洪范》等文献,发现在那个时代,贵族会议、族众大会在公共事务决策中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尚书洪范》描述了商代统治者的抉择原则:当决策有疑时,应从四个方面获取信息,包括:统治者自己的判断、占卜(龟、筮)、贵族(卿士)、族众(庶人),并具体给出了综合不同来源信息的规则。

  由是观之,子贡、吕不韦、白圭、范蠡等就是中国早期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然而,直到1949年,国民的89.36%还是农民,基本上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仅油盐酱醋、铁器布匹等不多的产品需要购买。作为资本的货币,它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还远未清晰地展示出来。人们讨论货币更多的还是在交易媒介的框架之下。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费雪公式,其隐含假设就是:货币是交易媒介。直到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基于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倡导央行的货币发行应遵循“货币数量规则”。

  作为交易媒介的“一般等价交换物”,逻辑上应有自身的价值。且它的“票面价值”应与其自身价值大体相当。自唐到明,我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人们早已发现“钱重则私销,钱轻则私铸”,当铜钱的面值高于铜材时,民间就会铸钱牟利,反之就会销钱铸器。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宋时期,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面值,结果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此类记载在两宋文献中不胜枚举。连笔者都体验过类似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就有人搜集硬币,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搞得硬币奇缺。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对货币的无止境追求,“以钱生钱”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资本拥有者判断一项投资的价值,仅在于获得利润的大小及相应的风险。众多资本家理性操作的整体效应,是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通过利润这个环节转化为资本以钱生钱的货币。笔者已在《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中,基于统计数据,系统分析了这一机制,这里就不重复了(见《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这一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逐利资金必然因自己的内在性质呈指数扩张,不可能受制于真实财富的增长。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遵循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根据真实财富存量来规范货币发行总量,其后果必然是:用于交易媒介的货币日趋不足,导致实体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势必陷入衰退。其根源在于利润极大化机制持续地将货币从交易媒介转化为资本逐利资金。于是货币发行总量中能扮演交易媒介的部分日渐萎缩。如果强制货币发行总量对应于真实财富,必然导致交易媒介相对于真实财富日趋不足,其外在现象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和央行间的相互作用,以稳定币值为核心职能的央行,本能地倾向于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资本家的逐利本能却迫使央行增发货币。在资本家的压力和稳定币值要求的夹攻下,央行希望由财政发行国债来缓解社会上的流动性不足。而国债本质上是政府欠资本家的债(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商业银行这个中介,但实质不变),是要还本付息的。于是变成了政府替资本家赚利润。而政府赚钱效率不佳,正是主流理论家主张私有化的重要论据。于是主流理论界里充满了关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聒噪。

  山东日照大蒜电子交易市场龙鼎盘,多空对赌卷入数亿资金,结果空头爆仓,导致资金链断裂,从春节前开始客户已无法从交易账户正常出金,上万交易商既激愤又恐慌。政府、司法不得不介入。在又拖入数家企业,且向银行贷款2亿元后,在多方订货价格的110%上,强行平仓。此举一方面违背了“愿赌服输”的道德准则,导致账面暴利的多方对政府的怨恨;另一方面,在强行平仓后,“各合约出现井喷行情,被连续不断打上涨停板”,赌博以更大的规模展开。(见《经济导报》2009年8月31日《数亿资金对决期市》、2010年2月8日《司法介入“龙鼎盘”争端》、2010年3月17日《龙鼎盘多空对赌事件落幕,空头彻底落败》)。

  标榜“民主”的政府尚且如此,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一旦掌控了全部社会资源,有什么力量可以监督、制衡它,以保证它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而不是发育出一个靠权力暴发的新贵集团?从历史上看,曾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无不发育出一个事实上不受社会监督的官僚群体,在其“转型”之时,普遍出现的是:官僚集团将理论上的“全民所有”,变为法律上的“国有”,然后私分之,迅速造就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使一个表面上“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在短短20年内就位居全球贫富分化的前列。而对这一过程,社会公众根本就无从置喙。

  从“文明社会”内部看,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从未得到解决。当初那种对氏族、部落不假思索的认同早已远去,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人们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集团内部发育出“忠义”之类的伦理准则来维系认同,但在私利的作用下,“翻脸比翻书还容易”。于是有了“背叛”、“内奸”之类观念。在利益集团之间,强势者压制、奴役弱势者成了常态。当两者势力相当时,或是恐怖的和平,或是血腥的战争。从某种视角看,“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所以史书上的高大角色,多是战争英雄。

  当工商文明在19世纪的欧洲进入盛世时,尼采借“狂人”之口宣布:“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此时的欧洲,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其实,“上帝”早就被主流社会杀死了。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放“赎罪券”后,任何人都可以一方面追逐私利,一方面用敛来的一部分钱财把自己洗成圣洁之徒,并问心无愧地步入天堂。走进任何一个香火鼎盛的寺庙,都可以看见:一方面是信徒们在贿赂,以求遂其私愿;一方面是僧人们以的名义受贿。这俨然是一个产业链,无怪乎释永信需要去拿MBA文凭。世人们则热衷于议论哪个庙里的菩萨更灵验。笔者的切身体验是,为官、经商者,在庙里往往显得更虔诚,难怪佛陀要大谈“末法时代”。

  人类进入“文明史”不超过1万年,进入工商文明不超过500年。这段历史中工具理性大大发扬,但价值理性却陷入了佛陀所说的“无明”之中。个人、小集团的眼前私利,压倒了整体的长远利益。经史百部,充满了尔虞我诈的记载,“一将功成万骨枯”,少数人的霸业,以无数人的鲜血和性命为代价;少数人优雅闲适的生活,建立在无数人的辛劳、贫困、绝望之上。一本教导人情世故的畅销书,其标题竟是《我不是教你诈》,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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