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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琉球，连萨摩藩和幕府也为之大吃一惊。幕府方面认为，琉球是日本区域之外的外藩，即便可以禁止基督教传教，但不能不允诺贸易通商。换言之，幕府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企图通过把琉球作为外藩和日本区别对待来阻止欧美列强的进一步入侵。另一方面，促使幕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岛津氏不仅可以独占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利益，还可以借此机会加强军备，甚至和法国进行了有关军舰买卖的谈判。当时，比起日本国的利益，岛津氏和萨摩藩士都更重视自藩的利益。因为对他们来说，自己所在的藩才是真正的“国”。对日本国的归属意识和（日本）民族意识的增强，应该说是近代国家成立以后所实施的国民教育的结果。
1871年，宫古岛居民在海上遭遇台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原住民族杀害。对于试图将琉球纳入日本版图的明治政府来说，这一事件无疑是天赐良机。第二年，幸存者得到中国居民的救助被返送回国，然而明治政府却向清政府要求惩罚杀害了日本国属民琉球藩民的台湾原住民族。清政府不予理会，于是明治政府便于1874年派兵台湾，袭击了原住民族的部落，并迫使清朝承认这一行动的正当性。出兵台湾[3]也是近代国家日本的第一次海外派兵。
整个冲绳被完全置于和本土相同的制度之下恰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萧条时期。东北的农村地带卖女儿和饿死的事件频频发生，南端的边境、冲绳的农村地带也处于被称之为“苏铁地狱”的困境。所谓“苏铁地狱”，就是指把去除了毒素的有毒植物苏铁当做粮食来充饥。大批贫农为了谋生，从疲敝不堪的农村涌入大阪地区和京浜工业地带，更有甚者远渡夏威夷、南美、太平洋诸岛去打工。很多离开岛屿的人为了在陌生的土地生存下去，按照不同的出身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生活集团，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在异乡相依为命的冲绳人，弹着用蛇皮制成的三弦琴，抒发心底的乡愁，在不了解冲绳的历史文化的人眼里，仿佛是一群操着奇怪语言的异民族集团，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民族歧视的感情。奄美岛人的境遇也大同小异。自岛津氏的琉球侵略以来，奄美就沦为了萨摩藩的直辖殖民地，明治维新时期被划为鹿儿岛县大岛郡。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战争的历史。在以宫古岛民杀害事件为由出兵台湾的第二年（1875年），明治政府向朝鲜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附近的江华湾派出军舰，逼迫锁国的朝鲜打开国门（江华岛事件）。日本料到欧美列强会要求朝鲜开国，所以率先充当尖兵，效仿佩里的炮舰外交，采取了同样的军事行动。为了和清朝争夺朝鲜半岛的支配权，日本发动了日清战争。10年后，又和南下的俄国发生冲突，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东北部（满洲）。
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爆发以后，日本以日英同盟为由向德国宣战，不仅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还企图趁英、德、法、俄各国无暇顾及亚洲之际，垄断对中国的支配，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多达二十一条的要求。这些要求实质上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不仅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抗，也加强了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戒备（1910年日本已经吞并了朝鲜）。尽管日本因此而不得不大幅修改二十一条，但仍然极大地扩张、强化在中国的权益，中国同时也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抗日、反日潮流。
在冲绳登陆之际，美国海军元帅尼米兹[17]曾公布“美国海军军政府布告第一号”，声明为了赢得和日本的战争，美军将军事占领南西群岛，停止日本国政府的所有行政权，建立军政府[18]。但当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联合国投降，整个日本已经被联合国军占领之后，冲绳不仅仍然为美军政府所管辖，而且军政的范围还扩大到了鹿儿岛县大岛郡地区（奄美群岛[19]）（《美海军军政府布告第1-A号》，1945年1月发布）。美国的战后世界战略在冲绳战役的阶段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率领18万大军登上冲绳岛的美军司令官巴克纳陆军中将[20]在登陆后不久的1945年4月23日，曾对尼米兹元帅进言：“冲绳是通往中国大陆的要冲、对抗俄国扩张主义的据点，所以有必要以保护或其他适当的名义对冲绳实施排他性的统治”。当美国还在和同盟国苏联共同夹击法西斯德国的时候，军部已经在构想新的世界战略，将苏联设定为战后新的假想敌国了。广岛、长崎的爆炸不仅是彻底打垮日本的手段，同时也带有向苏联炫耀军事力量的意图。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尽管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提出的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宣布投降，但并没有积极采取行动，自发地去推动民主化进程。表面上利用既存政府实行间接统治的GHQ[21]不得不通过直接命令的方式来推进日本的民主改革。不久，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被提上具体日程。1945年12月，为了审议宪法草案，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得到修改，日本女性第一次获得了参政权。但同时，这一选举法的修改使得冲绳“县民”再次失去了国政选举的选举权。据称，理由是得不到GHQ的同意，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为了说服GHQ而作过任何努力。GHQ的意向显示在1946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若干外郭地区在政治上行政上和日本分离的备忘录》里。就这样，和GHQ间接管理下的日本不同，冲绳仍然被留在了美军的直接统治之下。
于是，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22]指示由GHQ的工作人员来起草日本国宪法的草案。当时麦克阿瑟提出的三项改宪原则：天皇位于国家的顶点；放弃一切军备和战争；废除封建制度。这与日本国宪法的三个核心：象征天皇制[23]、绝对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是相对应的。但这对于本以为除了稍许文字修改之外，没有必要改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日本政府来说，GHQ的草案足以让他们大吃一惊。麦克阿瑟要求按照这一草案来制定政府的修改方案。
日本政府开始表示难以从命，但结果还是不得不接受。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迫于占领者的强权。第一个理由是，如果日本政府不接受这一草案，GHQ便打算将之公布于众。在参考了民间起草的各种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份草案的GHQ相信草案会为日本国民所接受，而日本政府却对自己的方案没有信心，或者说，他们也认为舆论会选择GHQ的草案。若果真如此，日本政府就会很没面子。第二个理由是，GHQ透露如果由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24]开始活动，那么天皇的地位很可能就会受到威胁。
麦克阿瑟和美国的知日派认为，为了顺利实行占领政策，建立一个亲美国家日本，天皇制是有利用价值的。按照全体国民的意愿赋予天皇象征性地位的象征天皇制便是国民主权和天皇制的利用相妥协的产物。这虽然和当时把天皇看作主权者的日本政府以及保守政治家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在维持天皇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麦克阿瑟也强调自己是天皇制的拥护者。但在联合国里，既有像苏联这样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国家，也有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把天皇制的存续看作是一种军事威胁的国家。日本政府也亟需和麦克阿瑟达成妥协，以保证天皇制的安泰。
日本的非武装化和冲绳的分离军事支配、美军的战略据点化是密不可分的。麦克阿瑟明确提到日本的非武装化和冲绳的分离军事支配之间的关联是在1947年和正在访问东京的美国人记者团会谈的时候。他说：“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不会反对美国拥有冲绳”；“把冲绳作为美军空军基地可以保障日本的安全”；“苏联占领了千岛，对日本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所以不会反对美国的计划”，等等。也就是说，麦克阿瑟认为，冲绳的分离军事支配和日本的非武装化是互为一体的，美国通过雅尔塔协定[25]事后承认了千岛群岛的地位，作为报酬，占有冲绳是理所当然的。
同年6月1日成立的片山联合内阁的外交大臣芦田均[26]在外国人记者团的会见上说，“对于波茨坦公告是否适用于冲绳和库页岛的一部分领土，日本人多多少少是有疑问的。冲绳对日本经济来说并不很重要，但从感情上来说，日本人希望冲绳能回归日本”。麦克阿瑟的谈话一部分也是针对芦田均的发言的。因为芦田的发言是日本政府方面在领土问题上的第一次表态，在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麦克阿瑟也许觉得有必要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他一贯认为，日本的非武装化和冲绳的分离军事支配密不可分。1948年2月，当美国陆军省就日本恢复部分军备的问题向麦克阿瑟征求意见时，他仍然认为，只要把冲绳作为空军基地形成一个要塞，“日本本土没有必要维持军队，当遇到外敌的侵略时可以确保日本的安全”。
1947年9月，仿佛是为了迎合3个月之前麦克阿瑟的发言似的，天皇通过身边的寺崎英成向GHQ传达了自己对冲绳的看法：“美国把主权留给日本，通过租借的形式，25年或5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冲绳实施军事支配，不仅对美国，对日本来说也是有益的”。[27]GHQ政治顾问西博尔德（William J. Sebald）通过寺崎了解到天皇的看法后，在将此事传达给美国国务省的报告书中写道，“这一发言毫无疑问是出于天皇自身的私人利益。”
非武装国家日本的军备重整是从1950年8月发布警察预备队[28]令（即日生效）开始的。美陆军省很早就已经在讨论日本有限制的恢复军备的问题，朝鲜战争使对日本重整军备持否定态度的麦克阿瑟也开始认识到当地的地面部队作为美军战略补充力量的重要性。两年后，警察预备队变为保安队[29]（1952年7月保安厅法公布，10月保安队正式成立），又过了两年，改称为自卫队[30]（1954年6月自卫队法公布，7月施行）。
将非武装国家日本建设为“壁垒”的下一步政策就是美军在日本的永久驻扎。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了作为进攻基地、后方支援基地的日本在美军战略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正如“朝鲜特需”[31]、“朝鲜热”等说法所显示的，凋敝不堪的战后日本经济也通过协助美国战争，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日美同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上。日美安保条约[32]为美军在日本的永久驻扎提供了条约上的根据。随着日本的独立，联合国军（占领军）原则上应该撤离日本，但占大多数的美军却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的规定作为驻日美军而赖在了日本。
在早期的对日占领政策中，冲绳的分离军事支配是和日本的非武装国家化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当日本开始重新军备，美军已经可以把整个日本当做基地的时候，冲绳的军事支配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日益增强。这是因为美国认为，以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为根据的日本的基地并不安定，而在美国单独支配下的冲绳基地可以克服这一缺点。具体地说，在日本建设基地必须以亲美政权的存续为前提，而冲绳的基地，可以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随心所欲地维持、强化。
如果美国想要对冲绳实行排他性的军事统治，就不能把冲绳纳入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内；如果想把冲绳置于战略托管下，就必须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承认，即得到苏联的同意；如果要把冲绳置于非战略托管下，就必须接受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定期审查。所以，美国并不打算向联合国提议把冲绳置于托管制度下。也就是说，以一个既不可能实现，也无意去实现的提案为前提，美国让日本承认了其在提案之前，对冲绳、小笠原实行全面统治的权力。尽管避免了吞并的坏名声，但美国却获得了吞并所伴随的所有利益。所以，对日和平条约第三条从条约成立伊始，就被称为“法的怪物”。
例如，为了处理基地建设中频频发生的劳资纠纷，琉球立法院试图制定《劳动基准法》、《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三项法案，但因遭到美民政府的阻挠而迟迟没有进展。等到法案好不容易成立，就在劳动三法快要公布（1953年8月）之前，美民政府却发布了116号命令《关于雇用琉球人的劳动基准及劳动关系法》，规定和基地有关的事务所雇用的劳动者不适用于立法院制定的劳动法，必须按照116号命令办理。1955年3月，民政府又发布了145号命令《工会的认可手续》，规定任何工会组织都必须经过民政府的认可，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干涉。而战后日本的工会法却是在GHQ的民主化指示下制定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和冲绳，“战后民主主义”也存在着质的差别。
作为司法机关，尽管有上诉法院、巡回法院、治安法院等民法院[40]，但它们都只能处理琉球居民之间的诉讼。牵涉到外国人的案件须由美民政府的法院来办理。即便是琉球居民之间的诉讼，如果在法令解释上认为会给美军统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可以把案件从民法院移到美民政府法院。美军士兵的犯罪由军法会议处理。当时，冲绳有三种法院，民法院位于最低等级。而且，对于外国人的犯罪，琉球警察虽然有权当场逮捕，但逮捕之后却必须把嫌疑犯立即交给美军方面。
那么，“琉球居民”的法律地位又如何呢？对日和平条约第三条并没有否定琉球列岛是日本的领土，琉球居民持有日本国籍，但居民却在美军严格的管理之下。进出琉球列岛必须申请美民政府发行的渡航证明书（护照），而美民政府经常不作任何说明就停止护照的发放。护照发放的停止是美民政府控制政治活动、言论活动最有效的手段。甚至于发生过东京大学的学生回冲绳过完暑假，无法取得护照只能退学的事。琉球居民只要住在自己生长的岛屿就没有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应有的权利，而只要踏上本土的土地，就可以恢复日本国民的所有权利，包括选举权。只有在这一条件下，“琉球居民”才是“日本国民”。
1953年8月，美国务长官杜勒斯[41]（John Foster Dulles）在草签了朝鲜战争停战后和韩国制定的共同防卫条约的回国途中，来到东京访问，告知将于12月25日把奄美群岛归还给日本。试图强化中苏包围网的杜勒斯的访日目的是要求日本重新建立一支30万以上的地面部队，而给日本的礼物（圣诞礼物）就是奄美群岛的归还。但在归还缺乏战略价值且强烈要求回归的奄美群岛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冲绳基地的无期限保有。紧接着1953年11月，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亚洲各国做友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经汉城抵达东京，指出“日本必须强化防御力量”，并在前往马尼拉的途中视察了冲绳的基地，说“只要有的威胁，美国就不会放弃冲绳”。在接受了杜勒斯和尼克松[42]的发言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的年初咨文中提到：“冲绳的我军基地将永久保持”。在1955年和1956年的预算咨文中，艾森豪威尔也反复宣称要无期限的拥有冲绳。
随着奄美群岛的回归，美民政府称“回归运动是利于国际运动的行为”，在冲绳进一步强化了露骨的政策，加强了政治压迫。例如，琉球大学的四名学生因举办爆炸展览、灯火管制（防空演习）时未经许可在宿舍点灯等理由受到停课处分，因对处分提出抗议而被责令退学的第一次琉大事件[43]；如奄美出身的冲绳人民党干部拒绝服从美民政府的离岛命令，人民党书记濑长龟次郎[44]、丰见城村长又吉一郎因涉嫌教唆和帮助隐藏犯人而入狱，并有多名人民党党员被捕的人民党事件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美国士兵的恶行事件也频频发生。震惊全岛的六岁儿童被惨杀的“由美子事件”便是发生在1955年9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还依靠“刺刀和推土机”[45]对美军用地实行了强制没收。
并且，美军以海牙陆战法规[46]（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为依据，主张直到日本独立为止，日美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甚至连土地的使用费也不支付。但这一行为实际上违反了该法规的另一条规定∶“除了战争中不得已的情况之外，不得破坏、没收敌方的财产”。根据法规规定，在日军溃败、美军占领了冲绳所有区域，尤其是在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以后，美军是不能擅自使用冲绳居民的财产土地的。然而不久，美军却开始建设起永久的军事基地来了。
在此情况下，1954年3月，美民政府发表了陆军省有关一次性支付军用地费用的方针。所谓一次性支付，就是通过一次性支付16.6年的美军规定的租费（地价的6%），即相当于地价的金额，来换取有条件的土地所有权（一种永久租借权），实质上就是一项收购土地的政策。对此，琉球立法院全会一致通过《有关军用地处理的请愿》，明确提出了反对一次性支付、合理补偿、赔偿损害、反对新征用的四项要求，后来被称为“保护土地四项原则”。
但在这一期间，革新势力的分裂和主导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美军似乎看穿了这一局势，通过大幅度提高军用地租和取消一次性支付的方针，试图和民众达成妥协。全岛斗争随之告一段落。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全岛斗争看起来是以经济条件的斗争而告终，但民众从斗争中获得的信心却是无法比拟的。那以后，各种工会、人权团体、和平组织纷纷成立，1960年4月成立的冲绳县回归祖国协议会（“回归协”）成为了上世纪60年代冲绳民众运动的母体。
那么，从日本撤离的地面战斗部队，特别是海军陆战队移驻到哪儿了呢？移驻到了“不是日本的冲绳”。从1952年的安保条约成立到1960的条约改订（现行安保条约[53]成立），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冲绳的美军基地却增加了1倍。Camp Schwab、Camp Hansen、北部训练场，等等，冲绳岛北部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几乎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被征用为军用地的大多是国有地、市町村、部落的土地，其中私有地很少，这也是基地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建成的原因之一。这些海军陆战队的基地现在占了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基地的转移所带来的第一阶段的影响。
但冲绳已经是美菲、美台、美韩的共同防卫区域，如果再纳入日本安保条约的共同防卫区域，那么美国和他国之间的共同防卫条约就会和日美安保条约结合在一起，而日本被卷入美国的战争的危险性也就更大。因此，当时不仅社会党，甚至自民党内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经过讨论，冲绳没有被纳入共同防卫区域。新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共同防卫区域为“日本施政范围内的领域”，但同时第六条规定，美军不仅在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时，而且在为了“有助于远东国际和平及安全”，也可以使用日本的基地。
横须贺、岩国、佐世保等在日美军也被派往了越南，但因为经由冲绳，所以被列在了事先协议对象之外。部队转移到冲绳并不属于战斗作战行动，而从冲绳出发进攻越南，由于冲绳不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内，所以不需要进行事先协议。1960年条约改订以后，被排除在了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地区之外的冲绳所起的作用就是，解除了有关事先协议的交换公文对在日美军的活动限制，为其自由的军事活动提供了保障。冲绳被迫承担起了从外面支援日美安保体制的任务。
1973年3月，美军终于从越南撤军，1975年4月，南北越统一。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所带来的仅仅是5万士兵的阵亡，100万以上的越南平民的杀害，以及越南全国的荒废。20年以后，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61]承认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但美国政府以及支持越南战争的日本政府却没有正式承认错误。不过，韩国当时虽然因为军事政权的统治而不得不参战，[62]但后来在揭发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屠杀市民的罪行时，对于韩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进行了全民性的大规模的自我批判，这一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上世纪50年代用“刺刀和推土机”抢走了农民土地的美军到了此时也不能不对发动自己的暴力装置采取谨慎的态度，美国对冲绳的独占统治开始一步步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日本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开始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到了60年代末期，日本和美国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角色分担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比方说，日本需要对声誉不佳的美国的越南政策表示积极支持，并努力防止美国在国际上的孤立；需要增强自卫队来减轻美军的负担；需要代替美军对东南亚的军事政权进行经济援助，等等。
在制定教公二法的计划流产的1967年春，日本政府突然开始强调说：实现“冲绳回归这一国民愿望”、“回归祖国这一民族夙愿”才是日本外交的紧急课题。冲绳回归是谁也不能反对的主张。冲绳自1951年以来曾掀起过回归运动的浪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本土对冲绳问题的认识也开始渐渐深化，冲绳回归运动也越来越壮大。而对于一贯对彻底解决冲绳问题采取消极态度的日本政府来说，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自国领土的一部分被置于同盟国的统治之下毕竟有失体面。所以，1965年8月，战后第一个访问冲绳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64]强调说∶“不实现冲绳的祖国回归，日本的战后就不能算结束”。
冲绳强调要“和本土一样”“无核”回归，但日美共同声明（《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68]提出，韩国的安全和日本的安全互为一体，台湾海峡的安全也和日本的安全不可分割。正如佐藤首相本人所说的，这实际上等于日本承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展开军事行动。并且，关于核武器，美总统表示“深切理解日本国民对核的特殊感情，在不损害美国政府有关事前协议制度的立场的同时，尊重日本政府的政策”，政府解释说这一约定也就保证了“无核”，但也因为“不损害美国政府有关事前协议制度的立场”这句话，所以仍然让人怀疑是否存在有关把核武器运入日本的密约。根据后来有关人员的证言以及国际政治学专家的研究，密约的存在几乎不容置疑。
随着冲绳成为“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域”，自卫队也进驻冲绳，和美军一起承担起了共同防卫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彼此分工，做好共同作战的准备，由自卫队来保卫冲绳的美军基地，而美军只要集中精力对外展开攻击就可以了。中国强烈批判《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在冲绳，自卫队的强行部署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冲绳战役中日军所作所为的记忆。“回归协”和劳动团体不仅展开了反对强行配置自卫队的运动，有的革新自治体还拒绝征集自卫官，那霸市甚至冻结了居住在基地内的自卫官的户口注册。
冲绳回归日本的1972年5月15日，在东京举行的冲绳回归纪念典礼上，佐藤首相自卖自夸道：“通过外交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收复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在历史上还是极为罕见的”。而在那霸举行的纪念典礼的会场上，屋良冲绳县知事表达了自己“无以言表的激动和无限感慨”，同时指出：“如果从冲绳县民的希望和心情出发来看回归协议的内容，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在典礼会场附近的与仪公园，“回归协”则召开了“抗议冲绳处分、打倒佐藤内阁、五一五县民誓师大会”。
在批准冲绳回归协定[71]之际，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鉴于冲绳的美军基地过度集中阻碍了冲绳社会的健康发展，要求政府设法整顿、缩小基地。但政府却借冲绳回归的机会，把基地进一步集中于冲绳，重新对在日美军进行了整编。从《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的发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叶，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到了原来的大约三分之一，而冲绳的原有美军基地却几乎没有变化。结果导致约75%的在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了冲绳。这是把基地影响转移到冲绳的第二个阶段。政府想通过把基地尽量塞给冲绳，来避免日美安保的问题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焦点。
而对于冲绳居民的不满，则试图用金钱来解决问题。例如，在美军统治时期，美军通过租借或者强行征用的方式确保了大片美军用地。而当冲绳成为了日本的一部分之后，根据日美地位协定，要由日本政府为美军提供军用地，所以需要政府和军用地主签订租借合同。于是，政府在回归之际，把军用地的使用费一下子平均提升了5倍，而且还给签合同的地主支付了一笔合作报酬。这笔报酬的平均金额，相当于政府在收购同等面积的农地所产甘蔗时所支付的收购价格的1.6倍。这一政策不仅不顾经济原则，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此后，军用地的使用费不断上升，现在已经上涨到了回归时的6倍。
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了全岛斗争的“土地联”到了80年代却蜕化成了基地拥护派最牢固的据点。尽管如此，在回归当时，政府仍然预测将会有十分之一的军用地主拒绝签约。于是政府在回归前夕，制定了一条只适用于冲绳的特别法，名为冲绳公用地等暂定使用法（公用地法）[72]，在回归的同时开始施行。法律规定，美军统治时期的公用地等（基本上都是军用地）在5年内无论土地所有者意向如何，均作为公用地等使用。5年之后，公用地法作为其他法律（地籍明确化法）的附则，又被延长了5年。
在这10年里，政府用尽了所有手段，对拒绝签约的地主（所谓反战地主[73]）加以经济歧视、社会迫害，想方设法破坏团结。尽管反战地主减少到了100人左右，但政府还是没能彻底瓦解他们的力量，反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称为“一坪反战地主运动” （“坪”是土地单位，相当于3.306平方米——译者注），也就是说，通过购买反战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在法律上和反战地主处于同等地位，以此来支援他们的斗争。甚至一些合同到期的军用地主因受到运动的影响，也改变立场加入到了反战地主的行列。这些反战地主的存在后来成为了冲绳县知事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的根据。
然而，军用地里除了私有地之外，还有县有地、市町村有地、甚至字（村落）有地[74]（在本土几乎都是国有地）。因此县、市、町、乡、村等都是军用地所有者。对于不少财政基础脆弱的地方自治机关来说，军用地租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往由于村落不能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字（村落）有地名义上虽然属于市町村及村落里有名望的人所共有，但军用地租实际上按照土地所有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本来是地区居民用来取得用来喂养家畜的草料和柴火的土地，突然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当然很可能会使地区共同体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且，冲绳由于长期处于军事优先政策之下，社会资本的建设还处于落后状态，政府以缩小本土和冲绳的差距、为冲绳经济的自主发展创作条件为由，每隔10年还制定一套冲绳振兴开发计划，为实行这一计划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结果，道路、港湾、公共设施的扩充有了显著改善，和本土之间的差距也缩小了，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极不协调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在全国所占比重最小，而建筑行业在全国所占比重却最大，反而更加强了冲绳经济全体对公共建设和中央财政的依赖性。
1995年秋，在这个基地和观光的岛屿上沉积了多年的愤怒仿佛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掀起了一场要求对安保进行彻底反思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一件恶性犯罪的暴露，一位少女和她的家属为了再也不要发生同样的事件，鼓起勇气告发了3个美军士兵对少女施暴的恶行。这一事件，使那些为了眼前的事务和繁杂的日常生活而奔忙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人的尊严，使那些因各种经济利益、政治意识形态而分道扬镳的人们再次超越彼此的利益冲突和立场的不同而携起手来。
然而，美国却试图把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为支撑世界共同霸权主义体制的两国同盟。这就意味着，战后50年，作为日美安保体制的军事要冲而被迫忍受了沉重的基地负担的冲绳今后仍将遥遥无期地继续忍受下去。当人们在探询连一个少女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的安全保障到底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是否应该就这样忍受下去的疑问。不应该强化安保，而应该整顿、缩小基地，修改保障美军特权地位的日美地位协定——舆论渐渐扩展到了冲绳之外的地区。但政府却不以为然地认为：“议论有些操之过急”，更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另一方面，1995年11月取消了访日安排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半年后的1996年4月来到日本。在访日之前，SACO制定了一份有关整顿、缩小冲绳基地的报告书，已经得到了日美安保协议会[79]的同意。桥本首相强调主要议题在于普天间基地[80]的全面归还，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发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81]。共同宣言强调有必要对20年以前制定的方针（有关日美防卫合作的方针[82]）进行重新研究，试图大幅度地强化日美安保。在不改变安保条约条文的基础上加强安保体制，这一手法和1969年11月的《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如出一辙。
普天间基地原本是在冲绳战役接近尾声时，为了攻击日本而建造起来的机场，1960年移交给了海军陆战队来管理。基地位于城市发展迅速的人口密集地带的中心，噪音的影响和事故的危险性一直是一个问题，冲绳县首先要求归还的就是普天间基地。但日美两国政府所说的普天间归还，只不过是指由日本政府承担所有费用，把50年前建造的破旧的基地设施全部改造成最新设备而已。这又是模仿了1972年利用要求冲绳回归的民众运动来强化安保的冲绳回归政策。这既显示了美国外交的老奸巨猾，也暴露出了被牵着鼻子走的日本外交缺乏主见。
县民投票的结果也表明了民众对上述事态的不满。但大田冲绳县知事却高度评价在县民投票的两天后所举行的和桥本首相的会谈内容，答应了公告纵览的代理。8月28日，最高法院庭就代理签字一案驳回了冲绳县知事的上诉也是原因之一。政府和县一定在暗地里早已开始摸索能够达成妥协的方案。在最高法院下达判决之前（８月19日），政府已经设置了一个官房长官私人的咨询机关，名为“有关冲绳美军基地所在市町村的恳谈会”（冲绳恳谈会[83]），想通过制定振兴计划，来缓和蔓延于基地所在市町村的沉闷气氛。座谈会的会长姓岛田，因而也称之为岛田恳，这个机关后来为拥有基地的市町村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财政支援政策。
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同时，稻岭知事亲自向名护市长提出请求，希望能允许在名护市边野古沿岸地区建造普天间代替设施，名护市长也在附加了一些条件之后表示同意。于是政府便以尊重冲绳县知事和名护市长意见的形式，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把普天间代替设施移建到边野古沿岸地区的决定。就这样，名护市民投票所表达的民众的意愿被完全否定，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起跑线日，反对驻日美军冲绳县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古地区的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很多担心首脑会议会被利用于基地问题的人反过来利用首脑会议，来传达冲绳民众反对基地的心声。其中，有一个名为“从冲绳赶走基地向世界呼吁和平的市民联络会”（简称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91]），在2000年4月17日，即4年前（1996年）公布日美安保共同宣言的日子，召开了“从冲绳呼吁世界和平的四·一七集会”，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众宣布了“冲绳民众和平宣言”[92]。“冲绳民众和平宣言”主张道，首脑峰会上不断强调的“‘经济繁荣’不过是少数大国和其中的特权阶级对利益的追求”，“‘和平’无非是指保障这一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秩序的维持”，而“我们所期望的‘和平’，是指地球上所有人类都珍惜自然环境，尽量平等地分享有限的资源和财富，决不使用暴力（军事力量），彼此尊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制度，实现共存共荣”。并指出，这才是“冲绳民众通过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历所获得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